核心提示：2009年1月22日，农历戊子年腊月二十七，除夕将至。这一天，澳大利亚悉尼市一家华人养老院中，85岁的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病逝。讣闻传至海内，已是大年初一，岁属己丑。 谁也难以料想，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第十个年头，将会有如此众多的显赫人物相继离去，仿佛20世纪迟来的道别。 这一年，逝者如斯，似风吹落星...
2009年1月22日，农历戊子年腊月二十七，除夕将至。这一天，澳大利亚悉尼市一家华人养老院中，85岁的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病逝。讣闻传至海内，已是大年初一，岁属己丑。 谁也难以料想，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第十个年头，将会有如此众多的显赫人物相继离去，仿佛20世纪迟来的道别。
这一年，逝者如斯，似风吹落星如雨。
梁羽生一去，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三者仅余金庸一人，而新武侠之盛世早已时过境迁。
回溯至1954年，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的门派争斗，以旧俗对擂决斗，不料却因此开创了新武侠小说的天地——比武之前，众声喧哗，而香港的报刊大加渲染，更吊足了民众的胃口,因此当时《新晚报》总编罗孚突发奇想，要他的广西老乡、平时喜欢填词作诗的副刊编辑陈文统立马撰写一部武侠小说，以助民兴。
年仅而立的陈文统进入《新晚报》不过四年，同事中有日后成为“对手”的金庸——查良镛，两人对古典武侠颇有兴致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江不肖生、宫白羽、郑证恩、还珠楼主、王度庐……都曾一一成为他们仰慕的作者。该年的1月20日，陈文统以“梁羽生”之名推出处女作《龙虎斗京华》，9月，香港文宗出版社推出小说上册，“新武侠”自此开宗立派——在此之前，武侠小说始终不登大雅之堂，最多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。
在此后的30年里，张丹枫、练霓裳、飞红巾这些名字，与金庸笔下的郭靖、杨过、令狐冲等人，成为文学评论家反复咀嚼的词汇。
1987年，63岁的梁羽生到澳大利亚定居，从此隐逸。他病逝的那一天，距离《龙虎斗京华》初生，已是整整55年。而他的离世，仿佛推倒了众星陨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
1月27日，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比佛利农场，76岁的约翰·厄普代克死于肺癌。厄普代克一生发表了大量体裁多样的作品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系列小说“兔子四部曲”。作为美国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得主，他被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。
2009年的指针拨到5月。
当月23日早晨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登上烽火山，趁秘书不注意，从悬崖峭壁上纵身跳下，结束其令人唏嘘的一生。
山下正是他的故乡。63年前当他出生在峰下村时，家徒四壁，更遑论上学的学费。成年之后，卢武铉在渔网公司做过工人，当过兵；直到1975年，在经历了连续十年的失败之后，才终于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。在随后的13年里，他为普通劳动者辩护、反对独裁统治，建立了最初的声望。在又一个十年的屡次竞选败绩后，56岁的卢武铉在2002年7月成为新千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，五个月后，他入主青瓦台，当选韩国第16届总统。他的当选被许多人看成是平民阶层的胜利，成为年轻人最好的励志教材。
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，“实现透明政治”，支持金大中的“阳光政策”，致力于促进朝鲜半岛南北和解。然而，在卢武铉执政的时间里，各种改革在“朝小野大”的政治格局中举步维艰。2008年卸任之后，他卷入了贿赂案的漩涡。这一切让他深感疲惫。有评论说，5月23日的纵身一跳，于他正是圆满的解脱。
三个月之后，卢武铉的前任，1998年开始执政的金大中因肺病去世，享年85岁。
同在5月离去的还有丁聪。
出生于1916年的上海人“小丁”，以一支画笔针砭时弊，在其去世之前的70年，一直是国内最负盛名且备受尊敬的漫画家之一。
丁聪晚年与陈四益在创刊不久的《读书》书合开“世象写真”专栏，图文并茂地展现近30年来的世态万象，国内年轻的读者熟知“小丁”，即由此开始；然而，丁聪的创作可远远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。当年他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，从事画报编辑、舞台美术设计、艺专教员和画抗战宣传画等工作，创作出《阿Q正传插图》、《现象图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；解放战争之初，他又发表过不少以“争民主”为题材的讽刺画。1957年后的20多年里，丁聪被迫停下画笔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才又画起讽刺漫画来，有《鲁迅小说插图》、《丁聪插图》及讽刺画集《昨天的事情》、《古趣集百图》行于世。
“他常说自己来世上走了一趟，很高兴做了一件事，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。”丁夫人沈峻女士说。
“小丁”画了一辈子的漫画，而另一个人则做了一辈子的广播。
2008年8月13日最后一次播音之前，罗京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一张“国脸”。从1983年起的晚上七点整，《新闻联播》上的他成为数亿中国人20多年来最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。
2009年6月5日，48岁的罗京因身患淋巴癌去世，身后备极哀荣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“第一国嘴”作别尘世后，“新闻不再联播”。
而另一个CCTV员工的辞世则不为公众所知，即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”的创意人陈氓，他是十年电视改革的指标性人物，陈氓辞世所带来的冲击之大，非外界所能知悉。
不久，人们又见证了一个巨星的陨落：6月26日凌晨，“流行音乐之王”迈克尔·杰克逊在洛杉矶病逝，终年50岁。
一时间，不论种族、国籍、年龄和性别，无数人为之陷入哀伤。
在世界流行音乐史上，大概只有猫王和约翰·列侬能与之比肩，但他们也无法超越杰克逊纵横乐坛30余年的神话。
这个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蓝领家庭的黑人小孩，在1983年赢得了整个国家的倾心爱慕。那是在“摩城”25周年的纪念晚会上，成堆的怀旧老歌中，25岁的杰克逊，一身黑衣，故意露出银色衬衣和白袜子，在《比莉·琼》的节奏中，开始一种匪夷所思的舞步——“太空步”。
“我觉得就像刚刚经历了一次地震。”台下的观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癫狂。杰克逊从此登上神坛。
一盘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录像带记录了如下场景：杰克逊站在舞台上一动不动，任凭台下成千上万名观众歇斯底里地狂叫。突然他用手指向观众席，一名自认为被他点到的观众立刻晕了过去。
尽管在后来的很多年里，这位天王巨星受到整容、娈童等问题的指责，但他的号召力从未减弱。当他宣布要在2009年7月13日开始复出演唱会时，最初预计10场演唱会门票在数小时内销售一空，随后加演到50场，总共115万张票，其他40场门票都在开放售票的四小时内全部售罄。
10月28日，详实记录他生前最后一次演唱会彩排盛况的电影《迈克尔·杰克逊：就是这样》全球公映，而对于再无超级巨星的流行乐坛来说，今天，“就是这样”了。
哀伤持续到了7月11日，人们又被两则讣闻所震动。
7月11日上午8点50分，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，享年98岁。
四个多小时前，15公里之外的北京医院，任继愈与世长辞，享年93岁。
对于前者，不少媒体用了诸如“斯人已逝，此间再无大师”这样的句式来总结他的辞世。而他生前坚辞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术泰斗”及“国宝”三大桂冠，则更让民众从内心深处服膺其为真正的大师。
季羡林生于1911年，任继愈则生于1916年，前后不过相差五岁。他们同时代的人，包括胡适、陈寅恪、钱穆、顾颉刚、钱钟书、傅斯年、梁漱溟、刘文典、金岳霖……这些名字，构成了一个文化上令人神往的时代，构成中国人的“人类群星闪耀时”。
长寿如季羡林，晚年备受尊崇，几近成为中华学问和智慧的象征。如果单以学问而言，季的成就实在算不上“雅俗共赏”，实际上，书店热销的往往是他平淡如水的散文和回忆录，而其专业内的梵文研究和印度研究，即便是学者，也大多是隔靴挠痒，望“文”兴叹的。但也正因为近年来“大师”泛滥，他在学问上的精纯，便成为犬儒主义迷雾中的一盏明灯，更加受到民众的尊重。
季羡林生前，“藏画遭盗”及“北大阻隔季氏父子相见”等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，其身后也未能得一清净——时隔五个月，媒体报道其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旧居突然遭到洗劫，虽然案件旋即告破，但终究让人唏嘘。
在公众眼中，这些硕果仅存的老人是学术群星时代的一曲挽歌，是遗存和支撑我们文化尊严和底气的图腾，而他们的相继离世，留给当世的，已不仅是哀痛和遗憾，更有深沉的忧虑：斯人已逝，后来者谁？
此外，七月间离去的老人还有卓琳。1939年8月，她与邓小平结合。1997年邓小平辞世后，时年81岁高龄的卓琳恪守着邓小平关于“不要到外面去工作，言行要谨慎”的提醒，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；2009年7月29日，卓琳因病医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3岁。
10月13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国庆大阅兵12天后，最后一名开国上将吕正操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4岁。这位经历了国共合作、抗日战争并与周恩来、张学良等历史风云人物的名字挂钩的杰出军事将领，站在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。如今，革命一代的身影已经越来越远。
同在10月，长居海外半个多世纪的学者唐德刚在旧金山寓所辞世。26日晚，89岁的唐德刚在睡前向妻子吴昭文道别晚安。可是他只说了一个“再”字，就在轮椅上睡着了。这一睡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这一天恰是重阳节。
半个世纪前，唐德刚赴美留学，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、同乡胡适相识并结下忘年之交。此后数十年，唐与胡适、顾维钧、李宗仁、陈立夫、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，并著成“口述历史”系列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、《顾维钧回忆录》、《李宗仁回忆录》、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，可谓其学术上最足以标榜的功勋。
1999年，岳麓书店刊行其《晚清七十年》，唐德刚在书中以犀利的文笔褒贬晚清人物，并首次提出中国历史“出三峡论”，在学界被认为与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“大历史观”等量齐观。之后，唐又着手写作《民国史》，计划从北洋军阀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，然而2001年中风搁笔，终成憾事。
10月可谓“多事之秋”。
10月29日，我国细胞学、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，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时璋在北京去世。出生于1903年的他是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，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第二天，法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克劳特·列维-施特劳斯与世长辞。这一天，距离他的101岁生日只有几周的时间。法国《世界报》赞颂他是“法国半个多世纪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”。
实际上，对于世界人类学界来说，施特劳斯的重要性毋庸赘言。1955年，47岁的施特劳斯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《忧郁的热带》。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，甚至差点包括龚古尔奖——如果它不是论文而是小说的话。
1958年，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《结构人类学》问世。他用结构主义思想与哲学家萨特辩论，这一场笔战，成为20世纪法国最富有历史意义的哲学论争。萨特在1980年去世，施特劳斯活过了100岁。后来，更加年轻的哲学家们，包括米歇尔·福柯和雅克·德里达，都无法避开他的影响。
哀思弥漫的不仅仅是法兰西。
在国内，98岁的钱学森于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。1911年出身于江浙钱氏世家的钱学森，被认为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：“中国航天之父”、“中国导弹之父”、“火箭之王”、“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”、“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”……众多头衔加诸其上，但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，他则在另一个侧面代表了爱国和忠诚的含义，许多人都熟悉他如何突破“美帝国主义”的封锁，毅然回国的故事，更能信口说出那句据说出自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的话：“钱学森一个人能顶五个师！”
到了11月6日，我们失去了“改革八贤”之一的谷牧。
1975年，61岁的谷牧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。1978年，谷牧首次带队出国考察西欧，归国后即提出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设备，在外贸体制上放权地方，进行以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。他对沿海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。
11月23日，“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”杨宪益辞世，享年95岁。
这位富家子弟曾用整个青春时期游学欧洲，迎娶了英国妻子戴乃迭，这段爱情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。1976年，杨宪益和戴乃迭完成了《红楼梦》的翻译，并在两年后分三卷相继出版。这部书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。
杨宪益还是把《史记》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，他同时把鲁迅的作品介绍给了世界。但是，对于世界来说，“整个中国”依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名词。
杨宪益也许是一个被低估的人，他自己也曾自嘲说：“在当代中国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，评价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根据他（她）的学术水准或艺术造诣的高低，而是根据他（她）的政治或社会地位。”
与此相似的是“京城第一玩家”王世襄，他在11月28日去世。生前他浸淫在京城风物中达数十年，是诗词家、书法家、火绘家、驯鹰家、烹饪家、美食家、美术史家、中国古典音乐史家、文物鉴定家、民俗学家……常言道“玩物丧志”，但像他那样玩出学问来的，已经少之又少。他的离去，被认为是世家精致文化的消逝。
12月13日，震惊财经界的消息不是来自大公司或者政府，而是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户人家——保罗·萨缪尔森于当天平静离开人世。
美联社当天在报道中总结萨缪尔森一生主要成就时说：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，帮助在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“肯尼迪减税方案”，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——几乎让所有的经济学后生成为萨缪尔森门生。
萨缪尔森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，随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。他于1947年成为约翰·贝茨·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，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位出身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，用令人吃惊的胆量接受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，并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痕。他成功地创造了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典范的新古典综合学派。
萨缪尔森一生著述无数、桃李无数，身后哀荣备至、盛誉纷至沓来，不在话下。不过，如果一定要用一条精简的评语论为其盖棺定论，相较之下最达意者莫如萨氏自评——“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”。
而这“最后一个通才”也已谢幕。
在国内，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历史的见证人，整整100岁的阿沛·阿旺晋美终究没有等到西历新年到来。
1951年春天，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，42岁的阿沛·阿旺晋美抵达重庆，然后飞往西安，转乘火车到达北京。5月1日，他在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。
“欢迎你们到北京来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，就能办好。”毛对他说。
随后的三个星期里，双方的谈判进行顺利，只是在班禅问题上僵持了几天。5月23日，《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，这一天成为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。此后，一直致力于人大、政协工作，并力促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阿沛·阿旺晋美，成为见证这一仪式的最后一个代表。
12月23日，阿沛·阿旺晋美因病在北京逝世。这一天，离新年钟声敲响，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。
岁末将尽，夜寒霜冷。2009年如一江东去水，带着无数星辰滔滔而逝，而新的晨光即将开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