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提示：“鬼子”应该长什么样？ 如果在大街上向20岁以上的中国人问起这个问题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大概都会向你比手画脚地提到如下元素：小胡子、矮个子、黄军装、手拿一杆刺刀锃亮的三八大盖，脑袋后还有一个可笑的屁股帘。 其中年轻一点的，大抵还会夸张地模仿电影中那些凶恶而又可笑的人物来上几句“八格牙路”、“米西米西”...
“鬼子”应该长什么样？ 如果在大街上向20岁以上的中国人问起这个问题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大概都会向你比手画脚地提到如下元素：小胡子、矮个子、黄军装、手拿一杆刺刀锃亮的三八大盖，脑袋后还有一个可笑的屁股帘。
其中年轻一点的，大抵还会夸张地模仿电影中那些凶恶而又可笑的人物来上几句“八格牙路”、“米西米西”和“花姑娘的干活”；而岁数大一点的，则会跟你提到那些切腹自杀的决绝、蛮横浑浊的眼光，以及眼光下掩藏不住的肮脏灵魂。
然而，沿着中国电影的足迹，“鬼子”的形象又确乎一直在变，从千人一面变得更加丰满和真实。
“恶魔”、“恶人”和“人”
最早的“鬼子”是不会说话的，甚至连日本话都不会说。 “九一八”事变拉开了日本正式入侵中国的序幕，“日本鬼子”也从此开始入侵中国电影——他们就像一个时代的布景，整体性地以侵略者的形象出现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对他们没有细致的刻画，对白也不多，仿如《指环王》中的妖兽兵团。
让“鬼子”从布景变成角色的，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涌现的抗战题材影片。这时候的“鬼子”们虽然恢复了语言功能，但智商却显然很成问题。
除了恶贯满盈、毫无人性可言，他们还被简单地贴上了一些物化的标签，譬如帽子后边必须要有的两条布片（经考证，只有入侵到中国南方的日军才会这样打扮，为了防晒和防止蚊虫叮咬），又或者一定会色迷迷地飙着满嘴不标准的日语粗话到处找“花姑娘”。
而《地雷战》中那个裹着头巾，化装成中国农妇偷挖地雷的日军“地雷专家”的出现，则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：每当有男士把纱巾之类的东西往头上裹，周围的人便会大笑道：“活像个偷地雷的！”
此外，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牵着狼狗出场的岗村、《小兵张嘎》里把“狰狞恐怖”写在脸上的龟田、《地道战》中被伪军司令“捧杀”而显得愈发低能的山田等等，恶名皆“如雷贯耳”，家喻户晓。
太多的共同属性令这些群像看起来或多或少有些面目模糊。因此，1955年底完成的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，“鬼子王”方化扮演的“松井小队长”，便成为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角色。他弹拨着曼陀铃出场，并且极富职业军人的气质，营造出一种慑人心魄的气场——当然，这并不足以让“鬼子”群体摆脱掉那些脸谱化的“反派”痕迹。
时间又过去了30年，到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，中国的电影人们终于意识到，“反法西斯”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，“世界人民”自然也包括日本人，甚至日军侵略者中的一小撮良心未泯者。
于是，这些日军中的“少数派”慢慢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，他们在内心挣扎下流露出的“厌战”甚至“反战”情绪，为曾经的“恶魔”群体增添了几抹人性光辉。
伴随着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”的歌声，电视剧《铁道游击队》留在了我们儿时的集体记忆中。除去游击队员们扒火车炸桥梁的英雄事迹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某日寇指挥官的妻弟开始成为“日本反战同盟”的一员，这显然颠覆了以往单一的日本人形象。
《血溅津门》中，恶贯满盈的日寇指挥官更是直接死在自己勤务兵的枪下，后者随即饮弹自尽，死前无限追悔地说：“我不该来呀……”
出于厌战而饮弹自杀的并不只有那个“大义犯上”的勤务兵，近年来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电影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中的下级军官角川，在影片最后，角川用自己的死，成全了中国男孩小豆子吹着蒲公英的希望，即便摆在小豆子眼前的依然是大片沦陷的国土。
而在另一个票房大赢家《叶问》里，日本军人三浦尽管依然嗜血，却少了一些蛮不讲理的阴狠之气，他充分遵循游戏规则，虽然失败却并不龌龊。
中国片里的日本人说什么话
电影中的日本军人由“魔”逐渐转变成“人”，这个转变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而另一个转变则更为悄然——“鬼子”们再也不兼职担任中国人的“山寨日语”老师。
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，他们人生中最先脱口而出的第一门外语，可能不是英语，也不是由于时代原因一度在学校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俄语，而是叽里呱啦的日语。在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，看电影是最重要的娱乐消遣方式，而那些脍炙人口的电影里的“鬼子”们语法怪异、夹缠不清的日语，则成为一代人童年记忆里划分阵营的关键标准，甚至于到现在，一句“死啦死啦的”，都还是人们表达“凶神恶煞”这个意思的日常习惯用语。
事实上，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国产片中的日本侵略军，清一色讲的都是中国话，只是偶尔夹杂着“米西米西”、“八格牙路”等日语单词。“……的干活”这样奇怪的语法结构经常出现，而且每说半句话都要加个“的”，如“你的，八路的，死啦死啦的”。
这些语汇在当时的中国观众中获得了极高的认知率，以至于很多小孩子一直对日军中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设置“翻译官”这样的角色感到大惑不解。
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中，由于大量采用了日本演员，他们的日语对白也被原封不动地搬来，再由配音人员进行后期译配。然而，这种译配的方法很奇特，它与今天国际会议中的“同声传译”有些类似，原声音轨和译配音轨同时在正片中出现。银幕上的日本角色讲完一句日语，随即响起一句译配人员配上去的中文，就像两个人在同时讲话，一个比另一个慢半拍一样，观众被搞得头昏脑胀。这大概也是此类“配音”手法此后便销声匿迹的缘故吧。
然而，日语对白却从此挤进了中国影视的门槛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《马鲁他》等一批作品完全采用了日语对白，将那影子一般的配音改成了画面下方的字幕。现在，这种直接让“日本人讲日本话”的做法似乎越来越盛行。想一想好莱坞影片《巴顿将军》中，艾里温•隆美尔竟也是以一口德语上戏，大概中国以后大制作的商业片，也都会走上这个路子。
与此同时，从《少帅传奇》中的土肥原贤二到《大决战•辽沈战役》中的冈村宁次，都不约而同地说上了一口流利的中文。仔细想想，历史上的这二位本来也都是早在战前便到中国打混过的“中国通”，中文水平高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