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老师没有教过我一节课，在校六年我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。虽然四十年过去了，可他在我心中仍占有很高的位置，而且很想和他见上一面说说心里话。
高老师的老家在北京市，离天安门只有几站地。北京师大的高材生，高老师头上的光环真让我们学生敬仰。更使我崇拜的是他那多才多艺，学校大门的大幅壁画，是高老师画的；他是国家二级篮球裁判，又是出色的前锋；横笛、二胡、杨琴，甚至锣鼓他都玩得转，手风琴他是最拿手的。学校里搞文艺汇演，整场晚会高老师能用多种乐器伴奏。县里搞文艺汇演，高老师和一位女老师表演的二重唱《逛新城》，把整个县城给唱红了，县城居民都知道一中有个北京来的高老师。
就这样一位优秀的文科老师，学校不大重用，他不仅不让他当班主任，就连语文、政治、历史等课不让他担任，连音乐课也不让他教，只让他上美术课。
1964年7月，比我们高一届的毕业班有7名同学到邯郸考河北美术学校，一个班就有这样多的学生考美术专业，在邯郸市也是很少有的。高老师领着他们去了。车费和生活费都是高老师替学生付的，同学们过意不去，感谢话还没出口，高老师诚恳地说：“你们报考我教的专业，就表明我付出的劳动得到了回报！”
一次全校师生集合开大会，会前不知是那位爱出头的同学，站起来带头鼓掌请高老师演唱一首歌。为此，校长和在主席台上的领导脸色很难看，高老师弓着腰尴尬地给大家鞠躬没有唱，很快低下头坐下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“文革”开始了，造反派说在高老师档案有顶“漏网右派”帽子，这才让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。据说，高老师在大学上学是位高材生，再加上多才多艺，被全校同学选为学生会主席。当时学校搞反右运动，教师队伍里凑不够数，就从学生里找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出头的椽子先烂，学校就把他列为“右派”名列，后来有人觉得委屈他，就在右派前加了“漏网”二字。从此就把他打入底层，被发配到这座偏远的小城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高老师首当其冲列入“黑五类”的队伍，剃了光头和“黑五类”戴着纸帽子一起被造反派揪斗、游街。不少人说他这苦命都是因自己多才多艺而招来的祸。不知为什么参加了工作，戴着“右派”的帽子，他仍是痴心不改地展示自己的才华。
学校复课闹革命后，学校的革委会不让他教课，分配他当杂工，做土建活，修围墙、围厕所。学校里的教室、宿舍、办公室的一百个多座砖火炉，入冬前他都把炉膛用麦秸泥抹过。高老师为了脱胎换骨，还买来理发工具义务为“革命小将”和老师理发。在他那间低矮土房宿舍里传来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。后来，学校根据他的悔过表现，才安排他教音乐课。
高老师都30多岁了，没有搞对象孤身一人。我特别同情高老师，只想和他说说话，在困境中安慰他，可不知说什么，一直没有说出口，直到毕业。
我从学校毕业后，就远离家乡1000多里到社会闯荡，再也没见过高老师。在外地听说高老师在“落实政策”时回到北京市，听到这好消息我真高兴，不管怎样，高老师有了好归宿。后来又听说他还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，高老师真有您的。
2001年，高老师重返我的母校参加校庆。因我是平头百姓，学校没有人通知我，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学校组织的校庆规模很大。高老师从北京也赶来参加了，在现场写了不少字画留给老师和同学。这次我失去和高老师见面的机会，更没补上四十多年了和他说说话的遗憾。
我告诉几个老师和同学，如果高老师再来母校时一定要告诉我一声。高老师您毕竟已是七十多的人了，我这个您没有教过我的学生，越来越想与您见一面说说心里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