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那架旧风琴，决定了我的人生轨道。
1965年我不经意考上高中，那时候自己还是个乐盲，全班同学唱红歌，有个同学对我说：“你别唱了，我听了身上尽起鸡皮疙瘩。”
第二年，“文革”的风暴旋到学校，一位家庭出身资本家的女老师，有一架旧手风琴，她怕红卫兵当作“封资修”的东西抄走，就交给了家住县城的我保存。我对这洋玩艺儿并不感多大兴趣，但这东西闲置着也可惜，晚上回到家自个儿到野地里偷着玩。学着拉《苏武牧羊》那首老调。街邻都没见过这洋乐器，也听不出个门道，都认我会拉手风琴。
高考停止了，我回到家乡武安县城关镇二街大队“修地球”。当时街道上有个业余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，街道党支部书记听说我会拉手风琴，就通知我带上手风琴参加宣传队。开始演奏的节目曲子赶不上主旋曲，就只好跟着节拍长的音符拖后音，虽然不够完整，但像是走和声，这给只有笛子、二胡、木鱼之类的土乐器宣传队添了一种音色。
1969年12月我在街道大队部排练节目，赶上征兵时期，一个带兵班长看见我会拉手风琴，就对我说：“你跟我当兵去吧，到部队就有机会当文艺兵。”那年我已23岁，已超过了服兵役的年龄，可经带兵的一说，就动了心思，就报名入伍。没有几天就被批准了。来到营地看见四周是大山，才知道当的是工程兵。
新兵连训练了一个月，大部分新兵都乘坐卡车走了，我留在了原地。带兵的那位班长对我说；“你原先是被分到黑龙江部队五。七农场的，我给首长推荐你会拉手风琴，首长把你当人才留下的。”
我被分配到老兵连只有几天，我们班长领着一个背着手风琴的战士来的宿舍，让我演示给他观看。我知道自己的深浅，就胆怯怯地演奏了一首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，完了老兵竟没加思考地说：“行，不错！”我心里直纳闷，连贝司部分都不会用呢，这还算不错？大概是说句客套话而已。
我就借调到师部宣传队，那位老风琴手对我说：“好好练功，今年我想复员，希望你早点接班。”我起早贪黑地练习，胳膊疼的都举不起来，终于让几首歌能让琴和演员说上话。可第一次上台独自演奏时，紧张地手指摸不准键，反复了好几次都起不成歌曲的过门，那位歌手也是死心眼，硬是等着我拉过门，这可引起上千名观众鼓起倒掌，无地自容狼狈的我只想钻到地下。
第二天，师政治部主任对宣传队长说：“那个新招的风琴手没有培养前途，还是另外物色人选吧。”
我离开宣传队不久，宣传队战友到工地体验生活，插到工兵连打山洞遇到冒顶事故，牺牲了7名战士，其中就有那位老风琴手。
宣传队没了拉手风琴的，领导又让我来补缺。后来就在宣传队干了下来。到四年头夏季的一天，我接到从北京来的电话，是比我大八岁的本家一个侄儿打来的，他给工程兵政委当过轿车司机。他说：“你在那里行？我想和首长说一下，把你调到兵种文工团，你愿意来吗？”我说自己的基础太差，那里不是我能进的地方。他又说：“把你安排到兵种机关当个军工，我是能办到的。”我说到北京即便有了工作，没有房子成不了家，不如早些回老家踏实。我觉得他说的太遥远，也把这当回事儿就过去了。
告别了战友和五年多的手风琴，1975年3月复员回到家乡，鬼使神差地我到康城煤矿当了矿工下井挖煤。干了个把月，矿工会领导听说我在部队干文艺，就把我调到矿宣传队。一个井下工人调到井上是件很不容易办的事情，有几个有门路人想调到井上就找领导说：“我们不好往井上调，怎么有的人刚到矿调到井上？”领导说：“谁要是拉手风琴比他好，我就把他调到来。”
后来煤炭企业不景气，宣传队解散了，领导安排我到机关搞文字，我硬着头写起来，没想写到第一篇稿件就登上《人民日报》，后来多家媒体不断有了自己的稿子。1996年一天，我收到带我入伍班长的来信，听说他现在已混到副军职份上。信中他写到：“在报上经常见到你的大作，你在部队时怎么不写呢？埋没了你的才能，多可惜呀！我是靠写新闻被提拔上去的，可我写的稿子从来没登上《人民日报》，远不如你……”
时光一闪，我已退休四年了，班长信中的那些话有时缠绕着自己。但我深感到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，其实人的一生轨迹既复杂又很简单，就是那架旧手风琴，竟画出我一生的轨迹，成也是它，败也是它，埋没、发现了我也是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