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人的办公室在市医院的十楼，站在明亮的落地窗前看见的是一排排的高楼，使南山不连贯地时隐时现，全无了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境。一个像手榴弹一样的东西倒竖在山顶上，有人告诉我那是雷达站。不远处一幢高高的大楼顶上镶嵌着“天王酒店”四个大字，显示了自己的霸气。
“老干部活动中心”是一座黑黑的大楼，默默地立在那里，在灰蒙蒙的空气里仰望着酒店，让人感到些许沉闷。“老干部活动中心”的西面，是一圈小小的绿地，那是市中心最大的体育场的塑胶跑道，从楼上往下看，蚂蚁大小的人挤在里面跑步。楼下的马路上堆满了正在行走的汽车，或因堵车，或因车上有需要抢救的病人，喇叭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……
五十年前，我刚刚来到这个城市，盟医院（现在的市医院）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，当时可没有这样热闹，简直可以用空旷来形容：医院门前是一大片树林，我们穿过林间小道去上学。小道寂静而弯曲，有一位同学在林间还发现过一个弃婴，当时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刚刚过去，有的人家里生活仍然困难，养活不起那么多孩子，在医院生完孩子就丢弃在树林里了。树林再往前是一个大土坑，这个大坑据说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飞机扔炸弹炸的，一到夏天大坑里积满了水，家长一再叮嘱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滑落到大坑里。
一九六四年秋天里的一天，班主任老师在班会上给我们讲了列宁参加“星期六义务劳动”的故事，并兴奋地宣布了一个消息：盟直机关也要开展“星期六义务劳动”了，劳动的内容就是整治大水坑。
果然，星期六下午，盟直各机关干部扛着铁锨，推着手推车、抬着箩筐……来到了工地。一连好几个星期六、星期日都有干部在劳动，我们小孩围着一边玩一边看热闹，渐渐地从他们的言谈中分辨出那个是盟委书记，那个是盟长，那个是局长……盟委书记周明是个南方人，说话我们听不懂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抽“大前门”烟，休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围着他蹭烟抽；副盟长袁若愚是个大个子，总是和另一个大个子一起抬土；副盟长罗进又瘦又小，铲土时手握在铁锨的中间，看起来挺滑稽的；盟长乌力更说话嗓音有些沙哑，他自己推着一个手推车，有一回车子陷在一个小坑里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帮他推出来，他说，谢谢小朋友！我们很高兴。他还告诉我们：这都是为了你们呀，运动场修好了，你们可以在这里踢足球呀、开运动会呀……大坑填平了，运动场修好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也开始了。在这个运动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，乌力更、袁若愚、罗进等都被挂上大牌子，弯着腰接受“革命群众”的批斗。
我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参加工作的，那时候机关也经常组织干部参加劳动，是当做“斗私批修”的一堂课来上的。不过这时候不叫“星期六义务劳动”了，因为劳动都是在工作时间进行的。人们对“义务劳动”也没有了当年的热情，有借故请假的、有借口工作忙不来的、有半道溜号的、有出工不出力的……几乎每次“民主生活会”都把参加“义务劳动”的态度与表现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机关也组织“义务劳动”，这个时候单位的开支灵活了许多，在劳动之前要发劳动保护——手套、遮阳帽，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，还可以品尝到汽水、香肠、面包。有实权的单位，劳动结束之后还把大家领到饭店犒劳犒劳……我在一个单位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，竟然有人问我什么时候还组织“义务劳动”？
后来，由于“义务劳动”的成本越来越高，加之市场经济引进了经济核算。有人算了一笔账，用“义务劳动”的开支雇佣农民工、下岗工人要节省得多，效果还好。再说，这时的机关干部的队伍也悄悄地发生了很多变化。发福的男同志渐渐地多了起来、讲究美容的女士渐渐地多了起来、不会干活的学生娃渐渐地多了起来，“义务劳动”越来越难组织了。上级布置的“义务劳动”基本上是由办公室主任领回任务，秘书雇来农民工，三下五除二干完了，机关的同志连知道都不知道。
有些场面大的“义务劳动”机关干部还是要亲自参加的，不过这时参加“义务劳动”就有一定的级别限制了。有一回，笔者参加了一次“义务劳动”也算开了眼界。早上上班后，坐上大轿车饶了大半个城市来到了工地，工地上早已是人山人海、彩旗招展，电视台的现场转播车播放着欢快的广东音乐，有了一种节日的气氛。
领导还没有到，树坑早已挖好，铁锨系着红绸子摆在一旁，水桶装满了水放在路边。领导来了，下车先接见各界人士代表，然后参观展板……照相机、录像机、录音机把领导围得水泄不通。警卫人员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，找来劳动模范和领导共同铲土，找来少先队员和领导共同浇水，照相的、录像的、录音的一阵忙活。领导直起腰，拍拍手，对着记者伸过的话筒做出指示：“绿化荒山，造福子孙！”
晚上我打开电视机，两眼紧紧盯住电视的头条新闻，希望电视里有自己的身影闪过。令我失望，镜头里只有领导。在大风中领导的头发因为打了发胶不真实地保持着好看的发型，他在那里侃侃而谈：“绿化荒山，造福子孙！……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