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大概30年前的五月，矿领导安排我到采煤队“蹲点儿，”调研招收农民工难，找来又留不住的问题。
采煤队长刘志是老字号，他对我讲：“你来‘蹲点儿’抓农民工，说白了是六指头挠痒痒，你来不来，不吃啥劲儿，农民工就是农民工，要什么稳定队伍，他们走一个绿的，咱再招个红的，中国有的是人，不缺个长两条腿的。”
我第一个班下井，和一位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老工人一同朝采面面走，没话找话地问他有多大年纪了，他吞吞吐吐地只回答：“三十七。”就扭过脸，似乎怕我再问他什么。可我怎么也不相信他说的年龄，头发白了多半，面部刻满了皱纹，没有一丝的光泽，背也驼了，而且左腿有些瘸。
这几天正赶上采煤工作面搬家，这时候工人最吃力，一个工作面总共有数百吨重的大小设备，单靠人背肩扛从旧面搬到几百米的新面，一根金属支架有七十多公斤重。队里规定，每班一个工人要搬运二十根，才算完成任务。这位“三十七”，扛着支架走路趔趔趄趄，一到地点，支架还没竖直，人就蹲在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就对记工员说：“给我记上这根，这是第14根了吧？。”记工员不耐烦地说：“就你‘蒋委员长’心眼儿小，扛去吧，少一根你甭想要今天的工！”
“三十七”又去扛支架，我问记工员怎么叫他“蒋委员长？”
记工员说：“他是南方来的农民工，据他讲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爹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团长，在一次和日本交战时，由于弹尽粮绝，他爹和全团战士为保卫阵地全部战死，无一人逃跑投降。残忍的日本兵占了阵地，他们没有欢呼，而是向躺在地上横七竖八的中国军人尸体默哀。他还经常讲些国民党部队打日本的悲壮故事，有时讲到动情处还掉眼泪。他说他是个幕生儿，不仅没见父亲，也找不到父亲的坟头在哪里。那时，我们只知道八路军打日本，《小兵张嘎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地道战》……，还没听说过他说的国民党打日本的事。当时大家觉得他有些反动，就给他起了个绰号：‘蒋委员长’。”
听了“蒋委员长”的来历，使我对这位抗日壮士后代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班里的工人此时已完成了扛支架的定额，“蒋委员长”还差三根。我想去扛根支架，算上他的定额，但自己的体格戗不住那个活，就帮助“蒋委员长”抬了三根，总算凑够了他当班的定额。就这他对我说了许多感激的话。
没过几天，矿广播站播出题为《冯科长是工人的贴心干部》一篇赞扬我的稿件。说我“没有官架子”；“下井和工人同上下；”“为提前完成搬家倒面任务，在采面上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，他的奉献精神极大地鼓舞着职工的斗志……”。小稿的文采很秀丽。据查，这篇稿子出自“蒋委员长”，没料到他还有这两把刷子。
“蒋委员长”让我在广播站“过了电”。矿领导在全矿管理人员大会上表扬我，说我干的不错。有的同事见我还戏弄几句。人都是“顺毛驴”，我只好照广播里吹的那样做，和工人一起滚打磨爬，不能早上井了，这篇广播稿反倒让我在采煤队吃了苦。
第二天，我见“蒋委员长”扛支架越来越吃力，要是凭他的体力很难完成一个班定额，我咬着牙，帮他抬了几根。巷道低，人直不起腰，70公斤的支架背在脊梁上，累的我干咯。
休息的时候，我和“蒋委员长”闲扯，我还是想解开他的年龄之谜，问他的出生年月，属相是什么，他都说的不准确。我问：“你准备在井下干多久？”他说：“啥时身板干不动了，或是伤着了，到矿里不要的时候”。
“蹲点儿”期满，民工招工难，又留不住的根源其实谁也知道，但谁也无力解决。临走，我给队长说，给“蒋委员长”调个体力稍轻的岗位，不然他在井下干不下去了。队长给了我好大的面子，第二天让他开溜子。
晚上，有人敲我的家门，是“蒋委员长”大远远地站在门外，手里惦着一包东西，他说：“谢谢你给我找队长调了活”。我请他进屋里来，他却扯离的更远了，胆怯祛地说：“不了！不了！”说着就把那包东西塞给我。我咋能收，让他拿走，他一抽身跑去。
这是一包大约有四、五斤重的白糖，我知道，那是“蒋委员长”像一些井下工那样，舍不得吃班中餐，省下的餐证从大食堂换来的白糖，这一包少说也得十天的餐证。
但我心想，这送来退去的，恐怕老蒋会多心，我嫌他送的礼轻，我才拒收的，不如收下算了。随后我给他买了件白汗衫，略高于那包白糖价格，又让内人从衣柜里找了那件我没穿过，但不可体的中山服，给他送去。
到他的宿舍，“蒋委员长”握着我的手不放，眼里噙着泪，道出他的隐私：“我家乡距这2000多里，那是个苦地方，地里养不了人，十年前就开始在附近的个体小煤铁矿、石膏矿打工，换了好几个矿，到哪里的窑主都是一个样，欠扣工人工钱，赖账是常事，而且安全没一点保障。那年在小煤窑砸断了腿，伤还没痊愈，窑主给了我200元，就赶我走人，至今腿留下伤。后来我到这个矿想下井，但大矿有年龄限制，可巧在这个矿一个县的老乡叫姜大年的，嫌这里的工作时间长，每天都在12个钟头，顶不住，不想干了。我请了人家一顿饭，让他和矿的有关入员通融通融，顶着他的名字干。我今年实际53岁了，开始，队长一看我年龄大，不敢接受我。他是个软心肠，禁不住我和姜大年的苦苦哀求，又听说我有十多年的下井经历，在加上当时大矿也不景气，招不来工人，招来也留不住，生产实在缺人，就暂时留下我到现在。”
这我才明白，他顶替人的是姓“姜”，而不是“蒋”。
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亲人，他叹口气说，他把父亲打日本的事说了，母亲早就去世了。他还没有成家，现在手里已攒了几千元，想找个“做饭的”，也有人说帮他找，但已花掉五百多元，也没见到女人一根头发丝。
“姜”穿着我给他那件不合体的中山服，成了他在矿上有了门路的标记，他脸上多了许多风光。他的老乡有些事，就想通过他找我帮忙。那天，“姜”来办公室找，说他有个同乡，那天因工作延点，已在井下干了14个钟头，困的难受不由打了个盹，竟被队长发现，要罚他30元钱。他老乡感到委屈，就让我给队长说好话，能少些罚款。我给队长打了个电话。队长说，这点农民工的事儿也惊动了你，看在你“大科长”的面子，就罚“老姜”10元钱怎样？“老姜”听到减轻了对他老乡的处罚，忙说：“行！行！”。我把“姜”送出门，才见他的四五个老乡就站在楼道里等着他。
后来，我听说“姜”就那天上班，队长就不让他开溜子了，说有门路的人想干都干不上的活儿，让你一个冒名顶替的农民工干了，你却不知道守本分，竟敢到机关领导找事，你有能耐，还是干原来的好活吧。
打那以后，“姜”再也没找过我。我已离开那个矿多年，更不知道“姜”的下落。
中国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，中国共产党正视了国民党对日的正面作战历史。这使我又想起“姜”，也联想起当国民党团长的他父亲，构想那个师壮士们的那场悲壮保卫战。
我打电话找当年那个采煤队的队长刘志，对方说那个队长早退休了，又给他打听“蒋委员长”和“姜”的下落，对方嬉笑了一声说：“你到电视匣子里去找‘蒋委员长吧’”！
到现在我才觉得很对不起“蒋委员长”“。人家一直把我当挚友，可我这个粗心人，也没问过他的真名字和详细家庭住址。
